日前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草案》）发布，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和广泛热议，认真学习《草案》可以明显感受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气息扑面而来，新精神在多条目体现，新思想在多处闪耀。

第一，加强了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。《草案》提出“公办职业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，将中等职业学校、专科职业高等学校和本科职业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统一化，中等职业学校一直实行的“校长负责制”将成为历史。这是党的十九大精神“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”思想在职业教育领域具体化的实际表现。

第二，凸显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。将“职业教育体系”作为第二章内容，紧跟在“总则”之后，足见其重要性。研读法条，可以发现1996年职业教育法中提及的初等职业教育消失了，但出现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，职业教育学历层级向上延伸，底部抬高现象明显。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仍将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第三，强化了职业教育治理体系，着重提升治理能力。在外部，将“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”上升到法律高度，使其成为统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，部署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的重要议事平台和决策组织。建立“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”，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，来指导职业教育考核、评价的开展。在学校内部，要求职业学校“设立理事会”作为学校建设发展的咨询、协商、审议与监督机构，参与学校管理、支持学校发展。允许职业学校将“一定比例”的教职工编制用于自主聘用专业技术人员、有特殊技能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，优化教师队伍建设结构。

第四，着力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利好环境。将“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”写入法条，体现了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。可以说，技术技能人才待遇问题才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，是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终极性因素。对于企业“聘用未经过职业教育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不合格职工”，提出了相应的处罚措施，规范了劳动力市场就业准入制度，有力保护了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就业权利，防止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。允许职业学校“从校企合作中以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等方式获得报酬，并自主制订分配办法”，是激活职业学校培训功能、释放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措施。

笔者在学习《草案》过程中，也有一些没有学懂弄透的地方，或是因为自己没有读懂法条，或是因为《草案》作为一个征求意见稿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首先，笔者感到，《草案》对于职业学校具有“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”强调不够，甚至有弱化倾向。法律条文可见的基本上都是“职业培训机构”从事职业培训，而对于职业学校可以开展的培训工作着墨不多，育训结合、并举并重的思想没有承袭下来。其次，《草案》强调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性，但却是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层次分别给出界定，既不利于呈现体系的连贯性和一体性，也不利于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。同时“国家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，重点支持建设高水平职业高等学校”的条款会更加加剧中等职业教育的担忧，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信心，毕竟“双高计划”已经忽略过中等职业教育一次，引起了中等职业教育在后示范校时代如何发展、还要不要发展的激烈争论。如果在职教法制定中不对此加以修正，恐怕会引起更大的争议和舆论。在当前国家教育财政投入模式下，财政资金的投向具有强烈的风向标和导向作用，对事业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。再其次，关于行业企业职业教育责任的明确，是本次修法的重大进步，在要求行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同时，也给予了相应的经济利益补偿，但在行业企业职业教育权利方面，以及如何参与学校办学等方面内容表述还不够清晰和充分，还有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的空间。

作者：聂伟

来源：《中国教育报》2019年12月17日第9版 版名：职教周刊